诗意的名字，流缓的镜头，人们说它是青春残酷物语——《孔雀》让我感动的不是青春的故事，而是生活场景的似曾相识。我的青春属于开化的90年代，童年属于懵懂的80年代，出生离《孔雀》里的故事的时间和空间都算不上很远。我是这样说不清道不明的钟爱电影中的布景，明知道那是假的——除了说明我怀旧，还有什么更新鲜的微辣评价吗？和真正的70年代生的人相比，我对那时那地的经验微不足道。而和正活跃的80年代的人相比，我似乎更插不上嘴。我的经验与心事，只有自己一人苦苦保存、揪住不放。
爸爸是军人，再普通不过，除了理完发那英俊时刻让我感到羞于见他，平常他就是穿白肩带背心骑自行车买菜的一个男人，和别人家的爸爸没什么大不同，只是我必须听命于他并只能向他央求零食而已。我知道我家因受潮而吱扭作响的抽屉中有一支孤零零滚来滚去的体温计是爸爸卫生队的，我家盛米放面的搪瓷大缸是卫生队的，我家经年累月总也不见用尽的大油瓶是卫生队的，还有床底下被我兴致勃勃拖来拖去的装玩具的弹药箱也是卫生队的。和平年代，军队物资毫不稀缺，很多女孩子还都拥有医用橡胶手套剪成的橡皮筋呢。不过这些东西的盛行告诉着另一个事实：那时候的人们，物质生活依然苍白、贫乏。
对着邻居家那胳膊腿儿能撇能坐的全塑料娃娃，我的柜子里那只会眨巴眼睛只有脸和手是逼真的塑胶制成的绒布娃娃是多么的惭愧。经我不厌其烦地和她握手导致她右手腕脱臼于是我从此明白世界的一个真相：不洁净有味道的棉花团充斥着我的娃娃的全身。那时候我已然坚强和成熟，因为这个真相并没有让我如《荆棘鸟》中的梅吉一般失声尖叫。我所做的，不过是耐心十足的把棉花团塞好手腕安好，重新和我那单调橘黄的娃娃游戏。
向日葵和西红柿是夏天的“无印良品”，但是我敢保证那么多年我从没有看见过一个完整的葵盘，妇女们总捏着一小块吃得不亦乐乎。我倒是见识过不少西红柿的吃法，堂堂中央电视台都在教人们如何蒸熟了西红柿好去皮然后制酱。夏天里白糖罐顽固不化，我没有耐性加白糖于是至今仍认定生西红柿是最可口的，同样可以解释我吃粽子也不需糖。那时的菜很简单，因为我惦念不忘的一道不常见的菜竟然只是豆角焖肉。吃得简单所以胖人也少，所以同桌的两个同学可以各自在“三八线”较远处完成作业。
一个下午我和好伙伴在楼道里切树叶拌稀泥撒月季花瓣，偶然瞅到楼对面的“趴趴房”顶扔着一个残缺的调色盘——这是大发现！紧接着我们俩开始吵架，争论谁先看见和属于谁的问题：真是人心不古，久矣！之后我俩各自哭着回家，一连几天没说话。至于那个调色盘，在我们和好的时刻被心照不宣的遗忘，现在想当时最不该吵架，应该先商量如何上房顶拿下调色盘的。能有调色盘，意味着向水彩前进了一步。水彩意味我终于不用为老不出水的水彩笔伤脑筋，是可以用椭圆卫星轨道象征的高科技。水彩笔给我的心痛回忆正是：美术课本教三原色，我一分钟就明白，十分钟把红色费劲的涂满圆圈、二十分钟涂上看不显的黄色，三两分钟涂上遮蔽一切的蓝色。好在我一点也不脆弱，晚上还是可以做多彩的梦，梦见气球和风筝在灰色的城市中飘荡。
我的生活还跟收破烂的人关系密切，他们会把我妈晾在窗台上的我的球鞋顺走，还会把我等几个孩子藏在管道下面的一鞋盒的宝藏顺走。我果敢的担当讨还公道的角色，气咻咻的冲到收破烂的人前，向他讨要鞋盒，没想已被他踩扁，分不清是哪一个。记得自己当时很狡猾，一定要要回原本的鞋盒，吵得收破烂的老头实在没法给我两分钱作赔，我稍微想了想认为不够，虽然那老头说他只拿了一个值两分钱的盒子。我很认真地告诉他里面还有几个折叠整齐的塑料袋，小花的裙子上掉下来的扣子，以及男孩子用烟壳纸做的三角牌。这纠缠不休的一老一少终于把我妈妈引出来。精明如她，一眼看中了那老头架子车上两捆过期的杂志，一捆是《儿童文学》，一捆是《小溪流》，二话没说向老头低价买了回家。我从此开始了文明生活、健康成才……
在一个到处是“不足”的年代，我学会珍视所有——凡是到手的东西都是等待我赋予价值的，而不是我根据什么狗屁的价值观去选择，到头来还发现毫无价值。如今在一派后现代多元化吵吵闹闹熙熙攘攘红红绿绿的气象当中，我磕着上好的正林瓜子，对变了味也变了身价的的西红柿不再眷顾；屡教不改的在网络上寻求刺激，只有在纤毫算计时神经才活动两下，宁愿昏睡也不愿读小说——如今的幸福是盲目的乱抓，抓来的东西又一点不剩地从指缝漏走。如今的幸福比从前昂贵，迫使我很累又不能喊累。因此我准备毫不知耻的怀念和怀旧！《孔雀》带给这么多人唏嘘感叹，无疑给了我强心针：等吧，总有人看到我的文字，会热泪盈眶。等吧，总有人会拉着我的手不言而喻的一脸陶醉！